2007年春末某晚，新文学第一善本东京版《域外小说集》（第一册），有如奇迹从天而降，由京城一书贩贴到旧书网上拍卖。卖主认不全陈师曾题写的
拍卖的时候有一位网友的跟帖写道：“吴泰昌的藏本封面灰暗，显旧；上图的藏本品甚佳，只是封面盖了馆印，书脊贴有书签；唐?的藏本品奇佳，且相当毛；钱玄同的藏本（1981年展览本）连毛都未裁，堪称绝佳；张中行友人的藏本只是听说。”这位网友还跟了一帖：“透个小秘密：己酉版《域外小说集》有两个版本，制过两次版，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两本不同的己酉版《域外小说集》，其中一本是世间孤本，朱金顺，一个有重度考据癖的行家，竟没有察觉，让人失望。”这位网友显然是个行家，但还是留有一疑问，我对照了于静所写“钱玄同，林辰藏书中的《域外小说集》”（载2005年2期《鲁迅研究丛刊》），于文称钱玄同藏本“可惜此书封面已失，取而代之的是自制封面。”另，吴泰昌藏本应即为阿英藏本。阿英是仅知（或曰惟一）曾与鲁迅谈论过《域外小说集》版本的人。早在七十年前，阿英写道：“一九三五年，余得第一册于邑庙冷摊，惟封面已失，后郑伯奇兄与先生谈起，先生非常惊奇，并谓自己并无藏本。伯奇归而告我，乃寄赠先生。先生当于二月十二日复函云：‘此书原本还要阔大一点，是毛边的，已经旧主人切小。’并述及当时发售情形。因知已非原来形式。大约后来我又有一信给先生，说及此书封面为章太炎题，故先生于四月三十日复函，于再述流传不广如前函外；并告我：‘至于书面篆字，实非太炎先生作，而是陈师曾所书，他名衡?，义宁人，陈三立先生之子，后以画名，今已去世了。’因此而更得知此书之题签人。今年春始意外地得一完整如新本子于苏州，然去先生逝世已近年矣”（《鲁迅书话――为鲁迅先生逝世周年作；〈域外小说集〉》，1937）。我理解阿英所说的“完整如新本子”的，是“第一第二两册且毛边未裁”。
没过多久，我因在这家旧书网买了这位书贩的一本书，由于同城，就直接找他去交割，书贩在潘家园旧货市场有一固定摊位，是位很本分的年轻人。那天我详详细细地跟他聊起《域外小说集》，问他怎么淘得珍籍的，知不知道它的珍贵，现在卖给谁了，卖了多少钱。他把能说的都给我说了，而且验证了我先前的一个判断，这本《域外小说集》是裹在一堆日文旧书里被他整堆收买来的，这情形很像于静在上文里说的“钱玄同所藏这本《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可说是半部，不全，但也曾混迹于旧资料堆中，在资料人员的整理中才回归到钱玄同藏书中。”
关于初版《域外小说集》存世的数量，一直以来大家都依据鲁迅的说法――“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域外小说集》合订版“序”，上海群益书社，1921） 。由于初版《域外小说集》分第一册和第二册，所以鲁迅说的在东京卖出的四十一本，折算应为卖出二十部（何以多卖一本第一册，鲁迅也有说明），而在上海卖出的“二十册上下”，鲁迅没有具体说明第一册卖了多少，第二册卖了多少。这“二十册上下”是不该计算为二十部的，但长期以来“册”与“部”一直被混淆，连严谨的唐?先生也没能注意这个计算方法上的误差，他写道：“根据鲁迅后来的回忆，《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在东京只卖去二十册（笔者按：唐?在此处引文有误，应为四十一册），上海也不过二十册左右。‘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为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从这个统计看来，东京版《域外小说集》流行于人间的，似乎只有四十部左右”（唐?：《晦庵书话・域外小说集》）。胡从经先生也曾写道：“……但东京仅卖出各式十本（笔者按：胡从经此处亦计算有误，应为“各式二十本”，才能与鲁迅说的数对得上），上海寄售处也不过销出各二十册上下……传世的印本也不止四十部左右”（“大涛之微沤 巨响之先声――《域外小说集》”）。胡从经将鲁迅的原话“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理解为“各二十册上下”。有可能胡从经察觉了“册”与“部”的计算差距，加了个“各”字，显示了他的细心。有了这个“各”字，留存于世的“四十部”才说得通。可是鲁迅的原话是我们计算的基础，按照鲁迅的原话来计算，《域外小说集》的存世量应是三十部左右，换个说法就是六十册（本）上下。事实上，实际的存世量是多于六十册的，因为除了代售处卖出的那几十本，鲁迅、周作人、蒋仰卮（《域外小说集》出版的资助人）都拿书送过人。唐?写道：“鲁迅每印一书，常好持赠知音，而蒋仰卮回国后，也曾托浙江省立图书馆大批捐赠，在卷首空页上盖一印云：‘浙江省立图书馆辅导组代绍兴蒋仰卮先生捐赠’。”据胡从经统计“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的《鲁迅日记》均断续有赠书记录，所贻友好或同僚有董恂士，钱稻孙，戴螺?，季自求，刘雳青，游百元，夏揖颜，袁文薮，黄季刚，陈寅恪，张春霆，宋子佩，许诗堇等。”应该注意的是，鲁迅此时已在北京，他用于送人的《域外小说集》是二弟周作人自老家绍兴寄给他的，兄弟俩在日记中有一发一收之记载。周作人1917年4月到北京后所记日记中非但有送友人《域外小说集》的记录，竟还有卖书的记录“……以域外小说集四部交半农代售”（1918年12月4日）。鲁迅所说“四五年后”存书全烧了，这个烧书时间应在1914或1915年，那么周作人1912～1914年间给鲁迅寄的书是应算在上海的“二十册上下”之内还是之外？
再有，光是周作人就寄了超过二十册的《域外小说集》，而且火烧之后的1917年鲁迅日记还有收到周建人寄该书十册的记载。看来鲁迅在老家存书的数量应该很可观。寄到北京的书有日记可查的是19套，送给13个人，那还应有余书，但却不知下落。我所说不知下落的不只是北京的余书，还有存在绍兴的余书。
还有一个细节，鲁迅说的“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为灰烬；”此处“被了火”的书是已出版的第一册和第二册已无疑议，可是连同化成灰烬的“书板”，却不是属于第一第二册的书板，它只能是未及面世的第三册的书板（也就是今天说的“纸型”），因为鲁迅在这段话的前面还有“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的话，这句里的“都”字很清楚地点明了“书和书板”的区别。
不能再往下深究了，再究就得改题“《域外小说集》存世考了”，在这个问题上有太多的“其说不一”。
我想搞清楚的是，这本从天而降的东京版《域外小说集》，是从哪个渠道流散出来的，上面没有周氏兄弟的签名也没有蒋仰卮的捐赠印，这样就可以大致判断是属于前说的“六十册”中的一本，然而随之而来的又是一个疑问：它是属于东京卖出的四十一本之一呢，还是上海卖出的“二十册上下”中的一本？这几年中国书商从日本回购回来许多珍本，他们是不会漏掉《域外小说集》的，这本书太有名了。但这次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因为若是从日本重金买回，卖主不会傻到放到旧书网上去撞运气，凡是能够到国外淘书然后回国挣差价的书商都是非常了解古旧书市场行情的，他们知道如何买，更知道如何卖――追求利益最大化。
对我个人而言，这个疑问只有一个环节还不清楚，那就是：究竟是谁把书送到中国书店海王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是那个书贩，还是书贩的买主。中国书店每年有两场“大拍”，拍的都是档次比较高价钱比较贵的古旧书刊，本场拍卖（2007年11月4日）的拍品图录的第379号拍品正是这本从旧书摊流散出来的《域外小说集》，拍卖估价为30000～50000元，拍品说明中对此书的存世量仍沿袭了以往的说法，毕竟此书是首次亮相拍场。
《域外小说集》自3万元起拍，在15万之前有好几位竞标者，争夺可谓紧张激烈，叫价过了20万之后，只剩下两个人举牌了，一对一的较量到拍卖师喊 “27万，27万，最后一次”，拍槌落下，全场掌声。
现在，这本珍籍拍卖了29.7万元（含10％佣金），高出大家想象的价位很多。以近三十万元的价钱买一本平装书，尽管是珍本，但毕竟不是壤内孤本，难说物值相匹。况且此书有两大缺陷：一，只有第一册，只能算半部书，若论印数，第二册（500本）比第一册（1000本）倒稀罕得多。我的意思是，若是全本两册且为毛装，三十万还能理解，现在是两本书的钱买一本书，只能理解为“不惜代价，志在必得”了。二，此书非毛装本。鲁迅说“装钉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很明白地说明该书是毛装书，至于1500册是不是全部毛装，现在无法查证（笔者倾向全部为毛装本），但是不能以为现在见到的是切边本就断定当年出版时即有毛装和切边的两种。因为也很可能是读者买回毛装本后自己切边的，换言之，证毛装易，证切边难。永远不会有一大堆的《域外小说集》摆在这让我们举证对核，这事就永远存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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